来源: 张国荣 时间:2022-09-05 15:33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进步。欧洲的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罗盘针和运河的水闸,皆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来。然而,世上第一波稳健的经济发展首度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继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现代的标记,如代议政体和人权观念,也是发轫于欧洲。欧洲是怎么一回事?
1480年,中国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险和贸易,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被视为走私犯罪,皇帝会派军队破坏他们的居处,烧毁他们的船只。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曾经滥用或自许有这样的威权,毕竟宣布如此闭关自守的律令代价高昂,没有一个国王负担得起。在欧洲,当国王的总是强敌环伺,而中国皇帝的君权无人能比,这是他们拥有的优势——或者说是陷阱。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为敌,是它们向海外扩张的一股推助力量。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想像一下罗马曾被某个单一势力征服,就像中国被满族、印度被蒙兀儿人、中东被鄂图曼人土耳其征服那样。借由征服,这些异族摇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罗马的征服者却是数个不同且互相敌对的日耳曼蛮族。这些蛮族从来就没当过什么主人,与其说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不如说他们在踏上这个帝国土地后,发现它正在自己的脚下融化。他们毫无治理固定国邦的经验,连罗马赖以维生的征税机制都维系不住。由此,他们颠覆了普世政府的一个通则:治理辖下的国家却课不了税。
不是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政府对人民毫无掌控能力,它们必须殚思竭虑,才可能争取到人民的服从。它们若想扩张势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维护治安作为回报,它们不能像亚洲和中东不计其数的帝国及王国那样,光靠收税机制和进贡就能运转。
数百年来,这些国王最大的威胁,是他们最有权势的下属——有地的贵族阶级。这些权臣最后终于俯首,但因为已在自己的领土上雄霸够久,早就为自己也为他们土地上的人民争取到私有财产的保障。“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
为了让贵族俯首称臣,国王对城市里的商贾、贸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赖,一来他得靠这些人提供贷款和人力才能维系官僚体系,二来这些人的财富可以课税。欧洲君主的征税细水长流、手法温和,以免杀死了下金蛋的鸡母;亚洲国家的统治者比较独裁,征收苛捐杂税之余,手头拮据时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货品没收充公。
欧洲君主低调谨慎是不得已的,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在此情况下,他们重视经济发展和新兴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为,虽然这些科技主要用于战事,但和现代殊无不同的是,这些国防花费可能带来重大回收。除了谨言慎行之外,他们也牢记罗马帝国的教训和基督徒国王身负的义务,因此比较不会施行暴政、纵情声色,而这样的场景在亚洲君主中屡见不鲜,比欧洲常见得多。
这些欧洲君王降伏旧日贵族后,随即成为一个活跃的新兴阶级——城市里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当年这些君主势单力薄,曾经允许各个城镇自治,而随著城市的财富日增,这个让步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相较于自拥大军、躲在城堡里防御自己的贵族,中产阶级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胁性。然而,无论贵族多难应付,他们毕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国王是天经地义的元首;反观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毋须国王的存在,长远来看,对于王政的威胁远比贵族更棘手。
君主从薄弱的基础起步,逐渐增添权势——只有在英国,君王犹在国会的驯服下,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机构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传统:国王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国事。即使是专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国,国王的命令也不是无远弗届、令出必行;为了维系国土完整,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和特别交易。法国的三级会议虽不再召开,偏远省分的迷你三级会议却依然存在,在否决法王于1780年代推动的税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当时法王试图变革失败,被迫重新召开国家三级会议──改革分子借镜英国议会政府得到启发,非逼得他那样做不可。
至于中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从来不曾有哪个君主创建起统一的强国,皇帝和教宗长年为权力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都市、城邦、侯国封邑林立,俨然多个独立小国,是欧洲权力分散的一个极端例证。这些迷你小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个欧洲也因这两场运动脱胎换骨。
权力分散、遗产多元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纪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宗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不分国界、屹立于所有土地上的组织。教会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国政,但国王虽然肩负护卫基督信仰的义务,却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教会唯命是从、有求必应。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关系紧绷,最突显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剑拔弩张,而这又是权力分散的另一例证。
教会是基督宗教社会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这个宗教的圣典——《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学术的保护者。在中世纪,一些学者将《圣经》和古学术编织于一,制造出一套头头是道的神学思维。
但教会也有罩门,它的圣典对教会本身的结构只字未提——教会其实是个以罗马统治为范的精密组织;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罗马学术是异教徒的作品。借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扞格就此爆发。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的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正当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型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如希腊的数学观念就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创建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经济历史学家抛出一个问题,问欧洲何以在工业化方面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会跟欧洲在同一个轨道上并行,结果率先达阵的是欧洲。派翠西亚.克隆,也就是本书的诸多灵感来源,却是这样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无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
伴随工业化的自由与威胁因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故彼此之间冲突不断。20世纪欧洲国家打了两场惨烈的战争,士兵与人民惨遭屠杀的人数创下新高。二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试图有计划的灭绝欧洲犹太人,这是欧洲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本书先前介绍过的两股力量正是其元凶:起源于德国的民族主义,以及始于英国的工业化。
民族主义强化了人民对于国家的依恋,以及为它奋战与牺牲性命的意志,同时激励没有国家的人努力建国,成为中欧与东欧国家的重大冲突来源,使得这些国家开始在欧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工业化则使人们离开乡下,进入社会同质性更高的城市,促使人口快速成长,拥挤程度前所未见。大家学会阅读,透过学校与报纸了解社会,而报纸是由蒸汽驱动的机器大量印制,成本非常低。20世纪的人也开始听广播与看电影,而希特勒就是广播界出身,也算是新型态的电影明星。正当旧时的社会束缚放宽、教会变得不再重要,国家认同感也成为学校的重点教育,并透过新媒体传播,帮助大家团结一心。民族主义就像宗教的替代品,让每个人在永恒的共同体中,都有安身立命之处。他们不再是“基督教国家的基督徒”,而是“法国的法国人”或“德国的德国人”;国歌、国旗、民族英雄、神圣的时刻与地点,都是为了让人更依附这种新信仰。
如果民族主义是为了战争而生,那麽工业化就是让战争更加恶化,新的钢铁厂开始能够生产更大、更多、更具破坏力的武器。枪枝原本是手工制作,工匠必须确保所有可动零件皆可拼合;但随著更准确的器械问世,所有零件都可以制造得完全一致,这也让工厂能够大量且快速的生产它们。事实上,枪枝就是史上第一个透过此法生产的产品,比汽车还早了60年。
自此,欧洲民间出现了全新的大规模现象——大量生产、群众社会、大屠杀。
工业化替欧洲社会带来了新的内部威胁。农民经常造反,却也轻易被平定。新工业城中的工人,无论工作或生活都更加紧密相依;他们学会读写,也就能了解自己被什么力量控制,于是成立组织来持续抵抗。透过这种方式,他们主张自己想过更好的生活,并对社会脉动发声。
工人发起抗议活动,要求政治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所有男性皆可投票”。他们组织工会对抗老板,要求更好的薪资与待遇,甚至组成政党,目标是消灭老板与商业利益,让工业为了工人的福祉而运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主轴。或者,他们发现和平手段无法改变任何事情,觉得心灰意冷,于是策划革命、摆脱老板,创建一个工人的国度。这些共产主义革命家在欧洲并没有成功太久;但他们确实在俄罗斯成功过,因他们统治俄罗斯而产生的恐惧感,在欧洲激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民族主义者痛恨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者主张工人不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他们说,各国的工人应该合作对抗老板,以及保护老板的政府。
拜工业化所赐,中产阶级、商人、银行家、制造商与其麾下的专业人士,地位都水涨船高。他们是存在已久的阶级,并在贸易与工业开始成长之际,成为重要的势力。专制的君主遂利用这股势力的财富,并雇请他们为自己效力。在19至20世纪之间,这股势力是自由派政策的最大推手——包括代议政府、法治、个人权利与自由,而这个自由包括媒体与集会的自由,以及商业营利的自由。所有政策都是直接对抗君主与贵族的统治。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又不希望将权利交给人民,由此可知,他们并非民主主义者。对于大众的需求,他们该支持或反对到什么程度?这是个持续存在的两难。而工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该接受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领导,一起对抗特权阶级?或者工人会惨遭利用与背叛?
这些力量如何展现于19世纪欧洲的三大国家,就是我们首先要审视的主题。工业化真的是革命的导火线吗?
本文节录自:《》一书,约翰.赫斯特著,席玉苹、廖桓伟译,大是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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